白果乡养老纪事
山高路远、居住分散，加上人口深度老龄化……在湖北恩施市白果乡，这道看似“无解”的农村养老难题，却被一个自发成立的民间协会悄然化解。这背后，是一位对农村公共事务满腔热忱的退休干部，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三级组织，是一群在互帮互助、发挥余热中重塑自我的农村老人。
白果乡位于湖北省恩施市西南部，距城区20多公里，是个山高路远、地广人稀的所在。当地人常用约定俗成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山坡、一片林地或是一条沟壑，油竹坪村的“两天拖”就是其中一个。老一辈的人说，以前住在这座山里的老人去世，从乡里拖个棺材进来要整整两天——两天拖由此得名。
最近几天，这里被一轮又一轮暴雨笼罩，浓重的湿气、雾气在山间浮荡。这天，整宿没合眼的木材厂厂长、60岁的胡光英决定冒着大雨到两天拖去，和她结了对子的83岁老人牟丙刚已在家中“独居”4天了。顾不得许多，天刚蒙蒙亮，她就把准备好的换洗衣物、牛奶水果搬到车上。“一下雨，老牟就犯关节炎，碗都举不住、也不知道咋个吃饭嘛……”虽然胡光英也在油竹坪，但开车过去仍有5公里的崎岖山路，两旁尽是武陵山区黑压压的丛林秘境。
从2013年开始，一股强大的组织化力量浸入“胡光英们”的生活，这些在当地有威望且低龄的老人聚集在一个名为“白果乡老年服务中心”的组织里，又在全乡孵化出6个老年人协会和23个散落于各个自然村的老年之家。他们不仅开展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等多层次的互帮互助，并投身于各项公共事务中去。目前，老年人协会已有会员132人，老年之家在册成员达到244人，2246名农村老年人参与其中。
白果乡的故事折射出当前农村养老的现状与困境。随着人口流动的持续影响，目前我国老龄化已呈“城乡倒置”的态势，农村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例分别为23.81%和17.72%，比城镇高出7.99%和6.61%。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出、空巢老人比例持续升高的背景下，体弱、高龄、多病老人的照料问题日益突出，他们的精神世界更亟待关注。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夏柱智看来，农村养老的本质仍是社会治理，坚强的基层组织是关键。十年来，一个“自发的社会组织”在白果乡建立并延续下来，通过互助养老的方式激发老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提供了“社会化和组织化”的思路。
也正是十年来的坚守，如今，白果乡的探索正被赋予更多意义。
谁来守护两天拖
说来唏嘘，牟丙刚已是胡光英结对帮助的第5位老人，其中两位都送到了最后，尤其是93岁的胡卯云，去年年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碰上疫情暴发，但胡光英还是坚持到老人家，送了最后一程。
“你还认不认得我？”
“我认不得……”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难道你是胡光英？”
听到老人念叨自己名字，胡光英豆大的泪珠淌下来，“我喂你喝点甜酒（米酒）吧，祛火的”。
“好，你让我喝我就喝……”
胡光英给昏沉的老人喂下两勺甜酒，说了些许话，听到老人又要抱怨儿媳，她就赶紧把话岔开。三天后，胡卯云离世，打那两勺甜酒之后，老人最后的生命里滴水未进。
胡光英说，这些老人总让自己想起母亲，想起每次离开利川市老家时，翻过一个山头停下车来，还能看见母亲在房前落泪的情景。
在连续大雨天里独居4天后，看到胡光英（右）来看望自己，家住油竹坪村两天拖的83岁老人牟丙刚情绪激动。
这是白果乡老人们互帮互助的一个片段。2020年末，恩施市18.83%的老龄化率已高于全国平均；在全市15.76万60岁以上老年人中，有农村老人92073人，占同期农村总人口的26.7%。农村的深度老龄化已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乡里老人主要种茶、养猪和种药材，像牟丙刚这样的五保户，还有国家发放的各类补贴和养老金，每年也有1万多元收入，钱肯定是够花了，就是缺人照顾、心里头苦。”白果乡宣传委员姚宗艳说。
谈话间，面包车转过180度急弯，一下从狭窄的山道上拐到牟丙刚家门口。房子是乡里帮忙新修的水泥房，水电也都齐备，一些米、面、油随意地堆在墙边，尤其是房梁上挂着的几条腌好的猪腿肉，说明家里吃喝不愁。雨还没停，只见老牟一个人坐在屋檐下，呆望向远方，红肿的踝关节露在外面有几分狰狞。
见家里好不容易来了人，老牟的嘴里开始嘟囔。“有人来看他了，心里高兴呗。”胡光英一边应和，一边把沙发上几件有馊味的黝黑衣服扔到车上，地上散落的猫食也都扫停干净，然后坐在老牟身边，拿起长满老茧的手开始剪指甲……这半年来她每周都要来老牟家里两三回。
村里人都知道，牟丙刚两个儿子是过继来的，一直到40多岁都没成家，尤其是大儿子易发江还有一只眼失明。2020年老伴去世后，两个儿子相继外出务工，只剩老牟一个人在家。“她要再不管我，我就‘给蚂蚁送肉’去了（去世）……我手疼，洗不了衣服，也做不得菜。”老牟说着便举起手腕。
今年年初，胡光英刚送走了胡卯云，就和牟丙刚正式结成了对子。
这一场景姚宗艳并不陌生。乡里头仅两河口、见天坝、油竹坪、乌池坝、水田坝、金龙坝6个行政村，就有2300多位60岁以上老人，其中70%以上都属于留守和独居老人，崇山峻岭阻隔又导致居住分散，两天拖就只剩下了9户人家。很显然，单纯依靠传统家庭或政府，已很难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贺雪峰表示，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从原来只针对弱势的困难群体逐步扩大到普通老人，构建普惠性的服务体系，通过互助养老、老年人协会、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社会化养老服务，实现对农村老人最大限度的覆盖。
但对于白果乡所在的恩施州而言，这里曾是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属于全域山区、老区和民族地区，经济基础羸弱是现实，在家庭养老式微的同时，政府投入的力量也很有限；关键是，一些地方政府花大力建设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日间照料中心却又屡陷困境，闲置、空壳化情况并不罕见，有的干脆在村委会找两个房间，“挂上牌子，挂个制度”了事。
以常见的“委托第三方运营”为例，按一个行政村或社区需要第三方团队3人计算，一年最低工资支出也要10万元，还不包括日常投入的物资和设施；而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身兼数职”的基层干部，普遍年收入也只有3-5万元，且均来源于县财政预算，再无精力增设岗位或长期投入。
夏柱智认为，很多政府主导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难以维系，主要原因是服务供给过度行政化，农村、社区自身的主体性被忽视了，与政府间缺乏互动，长期处于单向度的“供给”状态。因此，破解养老难题还需从村庄、社区内部获取力量。
这也恰恰成了互助养老在白果乡延续十年的奥秘。只是在2013年以前，无论是像胡光英这样的精英老人，还是牟丙刚这样的普通老人，他们都在等待一个命运齿轮转动的契机。
将老人们组织起来
让改变发生的，是白果乡两河口村退休干部——今年75岁的张必斗。
1984年进入乡政府工作之前，他当过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后来又从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乡长。所以，张必斗的形象在不大的白果乡早已深入人心——虽年过古稀，但仍对村里事务满腔热情。姚宗艳说：“乡里有好几个‘张书记’，但为了表示尊重，独一无二的‘斗书记’就人人皆知了。”
2008年，退休后的“斗书记”开始在乡文化站当起电影放映员，一干又是五年，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老人们的生活：“退休的老人大都生活没压力，但儿女普遍不在身边，精神空虚、缺乏存在感，活得都很失落。”乌池坝村69岁的退休老人张清胜提起了他的退休生活：“无聊就出门走走，出门发现没人就又回家，回家以后还是无聊，待不了几分钟又出门……”
还有件事也让“斗书记”难以释怀：2010年初，白果乡见天坝村的空巢老人方程柱，去世两天后才在家中被人发现；当年中秋节，两河口村60岁的王菊香因常年病痛、孤独折磨，选择上吊自杀，留下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至今都令他难忘：“活着或死了都没人挂念。”
后来张必斗才知道，2007年，河北邯郸市肥乡区前屯村也是因为有老人去世数天才被发现，后来村里就搞起了互助幸福院：没有专职服务人员，老人们通过互助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那也成为我国最早的互助养老实践之一。之后，互助养老开始在国家政策中频频亮相。2011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首次提出，探索“新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十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以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为依托发展互助式养老服务”；各地也纷纷探索养老服务站、邻里互助积分、慈善幸福院、时间银行等形式多样的互助养老试点。
“斗书记”并不熟悉这段历史，但农村历来有互帮互助的传统和熟人社会的基础，在他眼里，村里的留守老人恰好分为“互补”的两类：一类是普通老人，他们逐渐丧失劳动力，但仍担负农业生产与支持后代的重任，生活压力大、需要照顾，约占老年群体的70%；二是退休老人，主要是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他们生活虽无忧，但退休后心理有落差，需要实现价值的平台和机会，是潜在的社会资源。
于是他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将这两类老人召集起来，组成一个能发挥余热、互帮互助，又彼此联系、有归属感的团体。2012年，听闻其他地方有“老年人协会”之类的松散组织存在，张必斗就开始了在两河口村的尝试。
当时张必斗最先动员的，是乡政府的老同事姚祖林。“没退休的时候管事管习惯了，退下来觉得没意思；听说能组织起来互助学习、锻炼身体、表演节目，还能出去旅游，我马上就答应了。”姚祖林说。他开始和“斗书记”物色“班子成员”，标准是要有经济基础、闲暇时间、组织能力和公益热情的，最后选出了村里5名退休教师、3名退休干部，后来还有退休兽医、经济能人、村小组组长等。
令老哥俩没想到的是，事情进展得远比预想顺利，这些老党员、老干部有文化、有能力，更有发挥余热的心，嘴上戏称给自己找个“官”做，其实根本没把帮助老人当负担，反而觉得是个体现价值的机会。抓住这个心理，18位老人经动员后正式成为“两河口老年人协会”的初始成员，平均年龄65岁。
出于解决生活难题和精神健康问题的初衷，老年人协会的入会章程中加入了最重要的一条：所有申请入会的成员，都要找相熟且有困难的老人，“结对”建立互助关系，有能力的可以结多对；内容从生产生活到精神陪伴，都从老人的实际需求出发；每一组“对子”都需经过老年人协会会长及其他会员审核，并记录到“结对档案”中。
两河口村村民闫顺义很快和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结对，闫顺义帮他种菜砍柴，还送去几件衣服，出钱又出力；肖先奉选择了居住偏远、体弱多病的空巢老人肖先海，为了及时掌握肖先海的生活和身体状况，他自掏腰包为其安装了电话，经常电话询问生活情况……
2013年，两河口老年人协会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为“两河口老年服务中心”，两年内，周边5个行政村纷纷成立老年人协会，入会年龄从最初的60岁以上变为面向所有全年在村的村民，他们需宣读承诺：“我志愿成为老年人协会的一员，感恩党，献余热，尽己所能，温暖他人，做好老有所为，求得老有所乐，共舞最美夕阳红……”
主体性的构建
但正如两天拖一样，白果乡仍有太多偏远的自然村或村小组，再加上结对帮扶数量有限，很多老人仍覆盖不到。这显然不是“斗书记”设想的样子。于是，他决定在一些最偏远的地方选择有能力、责任心强的人，通过建立更灵活、规模更小的组织，将触角深入最基层。
2016年，全乡最早的“老年之家”在两河口村秀水塘小组成立，老年人协会的初始会员间东玉成了首任“家长”。“家里挂上牌子那一刻，别提多兴奋了。”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间东玉买了一台音响、几把秧歌扇子，把家里的两间空房作为活动室，老年之家算是开张了。“大家以后唱歌跳舞、打牌聊天算是有了个名正言顺的去处。”间东玉说。
目前，白果乡已有在6个行政村陆续建起23个老年之家，全乡基本形成了“老年服务中心-老年人协会-老年之家”三级互助组织。其中，老年服务中心负责掌握发展方向、确定发展理念以及争取发展资源；各行政村的老年人协会负责组织、执行和落实具体工作；老年之家则是日常性的老年活动场所，由“家长”牵头，组织老人相互帮助、相互照顾、聚会娱乐。
日前，“斗书记”（右二）来到白果乡金龙坝村石板桥老年之家探访，向“家长”尹秀良（左一）了解当地老人们的生活情况。
慢慢地，协会陆续形成“一学二帮三娱乐四结合”的输出模式，老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被激发出来。比如通过协会和老年之家，除了每天固定的活动时间老人可以过来打牌、下棋、读书看报，一大批广场舞队、采莲船队、花锣鼓队等兴趣爱好团体成立了，每逢重大节日，他们就成了乡里各个舞台上的主角。
水田坝凉风坳老年之家的“五朵金花”就是远近闻名的文艺骨干：“家长”武小菊和她的四位妯娌住得近，最大的六十几岁，最小的48岁，个个能歌善舞、心灵手巧，老年之家刚“挂牌”，她们就一起出钱买设备、买服装，每天下午只要没事，就会在老年之家带着其他成员一起跳舞，周围聚满了来凑热闹的老人。
村里人说：“看她们表演节目，每天的日子有个盼头，一到五点就往这里赶。”还有老人说：“不一定看节目，就借这个机会，有人聊天就不孤单。”
学习亦是如此。“只要在学东西，就没有觉得自己变老！”两河口老年服务中心副会长张信鹏说。“以前乡里出现过假冒民政局、林业站干部的人，说是申请补助、代办证件骗老人的钱，协会就定期组织老年人聚在一起学习法律知识、提高反诈意识。今年我们还举办了养蜂培训班，学员有30多位老年人，其中8人养蜂年收入超过1万元。”据了解，2013年以来协会累计组织防骗知识讲座、智能手机培训、农业技术交流等400余次。
但协会运行的根本逻辑，仍是通过结对及其他形式的助老帮扶工作，让老人们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开展生产生活的互帮互助和精神世界里的彼此陪伴。十年来，老年人协会组织132名会员与弱势老人“结对子”，成功匹配了超过300个帮扶对子，帮扶者平均年龄64岁，被帮扶对象的平均年龄76岁。
乌池坝老年人协会会员曾永池和夏朝国就是典型的一对。一个是83岁的原乡兽医站站长，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个是77岁的养殖户，家里养了5头牛和20头猪。10多年来，只要夏朝国家的牲口生病，一个电话，曾永池都会上门来免费看病。
“前两天有头牛眼看着不行了，曾永池一看是肠胃上的病，开了中药，牛吃了几天就好了。”夏朝国说，“现在搞养殖一年能挣五六万元，关键是省下了服务费。”他也在用自己的方法回报曾永池，“他年纪大、家里的5亩地没力气耕，我就用自己的水牛替他耕地”。
令“斗书记”欣慰的是，随着结对帮扶的深入，会员们的主动性正逐渐蔓延到更多公共事务中去，无论是村“两委”工作还是其他大事小情，一种以养老助老为核心的示范效应传播开来。
这天一早，油竹坪村仍一片寂静，晨间的雾气还没散尽。87岁的徐坤相早早起来，把一把包了浆的木头椅子放在门口，随后招呼儿子洗几个刚摘下的油桃摆放整齐——显然，徐家是要来客人了。
9点多，85岁的乡司法所退休干部、油竹坪村老年人协会会员周源锡走进院子：
“最近身体还可以？”
“那可不，吃得好睡得好。”
“肯定吃得好噻，头发长得都快嘞！”
“是噻，离了你可不行喽！”
调侃间，周源锡打开随身携带的工具箱，里面装满了理发用的牙剪、平剪、电推剪，还有焗油膏、洗发膏。85岁的老人给87岁的老人理发，乍一看忍俊不禁，但老花镜后面一丝不苟的眼神又让人动容。
“大家都比着做好事，我发现村里老人常年不剪头发，既挡眼睛又不好看。”周源锡说，“他们肯定不会（为理发）去乡里，又花钱又耽误工夫。”
于是从2016年开始，他就自购工具，开始入户帮五保户、低保户、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谁曾想，这一理就是8年。周源锡成了34位老人的理发师，目前每月仍有5位固定客户。“去世的都有10位了！”往事历历在目，老周不免眼角湿润：“不吃饭，不收东西，更不要钱，是我理发的三个原则，到现在也没破，我对得起这些老伙伴了。”
互助养老何以延续
如今，摆在“斗书记”和老年人协会面前的，是一个严肃话题。一方面，“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使农村养老压力向社会外溢，但农村的社会化养老起步又很晚，因此，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滞后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长期从事互助养老相关研究的重庆大学副教授王辉表示，“从历史传承、文化适应、低成本性和可复制性等角度出发，互助养老都应成为农村地区的选择之一。”
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在多地遭遇瓶颈。王辉说，“输入端”主要是法律规范和相关规划双重缺失，缺乏专项资金支持，政府之外的服务主体参与较少；“输出端”则表现为专业化程度低，老人的认同度和参与度不高等。有媒体报道，目前率先开展互助养老的河北省农村互助养老设施利用率尚不足20%，久负盛名的肥乡幸福院已是人去楼空。
这也让从问题导向重新审视白果乡模式有了更多意义。
对多次来此调研的夏柱智而言，这里的老年人协会先是挖掘了“低龄、退休”老人的身份潜能，又输出了符合当地老人实际需求的帮扶模式；但更有价值的探索在于，作为一种自发的、来自民间的社会组织，协会尝试构建了一整套内在激励机制，有效激发了老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不断增强组织内部关系联结的过程中，使协会的职能长期、稳定延续下去。
张信鹏也认同这种观点：“我们既有相对正式的会员制度、积分评比制；也包括非正式的讲述互助故事、聚餐等，这些让大家能够长期凝聚在一起。”
首先，会员身份本身就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一种责任激励。水田坝老年人协会会长杨天胜说：“当了会员就不能只顾吃喝玩乐，要为社会作贡献，像结对帮扶、调解矛盾，都需要时间、精力和物质；投入的同时也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求。”
2022年底，一名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会员去世，老年人协会出面开追悼会，还特意写了悼词。村里人说：“死了还有人写悼词，心满意足了。”在付出与回馈的体验中，会员们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
此外，老年服务中心依照自主设置的标准对各级组织、会员进行积分制考核，根据考核结果评优评先，与资金支持挂钩；对于会员，还有“敬老爱老助老先进个人”等表彰，以示对个人的激励。
而“讲故事”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激励手段，就是让会员分享自己做的好事，在表达自己、寻求认同的过程中，形成组织内部争相奉献的价值取向。“斗书记”说：“农村老人都很实诚，讲故事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进而增强对协会的归属感。”
但张信鹏也认为：“协会凝聚力很大一部分也来自‘斗书记’的个人魅力，很多经费、活动、发展会员，都是老斗一个人跑下来的，以后他干不动了，我们这些初创成员也老了，村里又没有年轻人，协会该怎么办？”
就在近日，向来身体健康的“斗书记”因心脑血管病入院治疗十余天。“我们现在就是尽可能争取年轻人，三四十岁的只要在村里，都可以。”“斗书记”说。但除了后继无人，他眼前最发愁的事还是资金，即使低成本运营的互助组织，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用于阵地建设、日常运转和组织公共文化活动等。
“一个老年人协会一年运转也不需要多少钱，一两万元足矣。闲置房屋一挂牌就是老年人协会，买点桌椅板凳，最多搞个电视，农村不要水费，有点钱交电费，办活动的时候布置一下买点小礼品，就差不多了。”“斗书记”说。
目前，协会经费来源包括会员会费、村集体赞助、政府拨款以及社会捐资。其中最稳定的是会员自愿认缴的会费。所有刚入会的老年人需缴纳200-300元门槛费，之后每年还要缴纳100-200元会费。
而政府的财政支持主要集中在初期的“阵地建设”，后期运维资金则很难保障。记者从恩施市民政局获悉，老协成立时，批的阵地建设费是5万元；2018年以后，两河口老年服务中心和各协会陆续获得了来自政府部门总计60万元的资金支持。但对日常运维资金而言，“斗书记”介绍，2018年以前，必需的活动支出可以先支付后拿票据到民政部门报账；2018年以后，连这个也没了，基本靠到各部门去“讨”。
协会毕竟属于民间社会组织范畴，政府并没有经济支持义务。因此，尽可能拓展对故乡有感情的乡贤进行民间捐助，或是从财政支持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拿出一部分，不全用于硬件建设，采用奖补方式支持协会，也许是可行的办法。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